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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之辩:反思贺建奎事件(2)

来源: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0-09-18
作者:网站采编
关键词:
摘要:3.生殖系(细胞)的基因编辑(治疗) 生殖系细胞包括早期阶段的胚胎、受精卵、卵子、精子以及能够产生精子或卵子的细胞,及可以发育成为胚胎的细胞

3.生殖系(细胞)的基因编辑(治疗)

生殖系细胞包括早期阶段的胚胎、受精卵、卵子、精子以及能够产生精子或卵子的细胞,及可以发育成为胚胎的细胞。理论上讲,这一技术有可能通过对生殖系细胞的编辑,去除个体的突变基因,不让其传给后代,这对于应对数千种因单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疾病而言,无疑有着很大的意义。但科学界同时也认为,在可预见的未来,这一技术不大可能被广泛应用。这是因为基因改变后会传给后代,这导致对该技术产生了很大的争议,这一争议超越了个人,上升到了更为复杂的技术、社会和宗教层面,人们担忧,这一技术将对“自然”产生干预,从而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观念,造成巨大的冲击。

在基础研究和基因治疗之外,还存在着基因增强 (gene enhancement)。理论上,增强也分为体细胞增强和生殖细胞增强。对于遗传疾病进行矫正而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,是(生殖系)基因治疗;而通过技术手段,让本来可以健康出生的孩子拥有所期望的某些特质(比如夜视),则属于(生殖系基因)增强(Seitz,2018)。基因增强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,但如果将其界定为使个体获得超越人类物种所具有的性状和能力,则一般认为很难得到伦理辩护。由此,基因编辑边界与限度可总结如下:

基础研究在各大实验室展开,已得到允许,但在生殖系细胞挑选及使用目的等问题上,需要考虑伦理法律的规制。

二、贺建奎事件造成的后果维度

1.科学技术的角度

技术不完善,存在 “脱靶”风险,产生新的疾病隐患。

在技术层面,这项试验是简单的,相当数量的实验室都具备条件和能力。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过,一个重要原因是,在当前技术下,试验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。研究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,还会把麻烦遗传给每一个子孙后代。“就像我们面对一个黑箱子,在一切都还未知时,就大踏步往里走。”

——澳大利亚彼得·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研究员刘浩铭

本次实验所采用的CRISPRCas9技术被称为 “基因手术刀”,贺建奎团队利用此项技术,敲掉了CCR5基因的32个碱基,以期望达到“免疫艾滋”的效果。但是,这项技术如果作用于人体是具有两个“隐患”的。

首先,基因编辑时有可能存在“脱靶”的风险,也就是说,基因编辑的过程中可能会出错,误把其他关键基因敲掉。这有可能引发基因突变,对新生婴儿产生不可估量的伤害。

再者,即使基因编辑成功有效免疫了艾滋,却很有可能产生新的疾病隐患,而之前丧失的基因是不可逆的,隐患将会代代相传。

然而通过基因编辑来免疫艾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,现有的母婴阻断艾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,几乎可以达到100%的成功率,为什么还要冒着隐患进行基因编辑实验呢?

——西西弗少年《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》

2.贺建奎行为性质角度

违反国际规则,背离科学伦理,让中国蒙上污点。

贺建奎及其团队的行为,完全突破了国际公认的准则(即便还不完全确定)。《新英格兰杂志》的文章不无戏谑地指出,在谷歌上搜索“流氓科学家”(rogue scientist)关键词,第一页满屏都是贺的名字。

通过构思和设计浅薄的鲁莽实验,科学家们在没有适当监管和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,贸然过早地实施CRISPR技术。用医学化学家Derek Lowe的话来说,就是“当别人还都在围观这件武器,贺建奎则跑过去,在大家还没闹清楚往哪瞄准的时候,扣动了扳机。”(Lisa Rosenbaum,2019)

——贾平《基因之辩:反思贺建奎事件》(财新网2019年1月25日)

贺建奎这项研究的性质非常恶劣,不会因为脱靶效应有无,试验结果好坏发生改变,也不会因为基因编辑技术未来的发展应用而得到谅解。这件事情还远没有到讨论伦理的地步,安全性之后才是伦理问题。未来我们对伦理的看法可能会发生改变,就像过去我们对堕胎、试管婴儿的看法也发生过改变,但安全性是前提。

——云南中科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教授陈凯

这个人已经无视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底线,假借科学研究之名,武断且自负、不惜牺牲他者作为个体的自由和健康,妄图名垂青史。这种极其私人化的利己目的,实在无耻至极,令整个中国科研界都很被动地蒙上了污点。

文章来源: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xbnlkjdxxb.cn/qikandaodu/2020/0918/372.html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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